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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帝北伐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元嘉时期,宋文帝因北魏不断进攻的压力,为了收复失地,与北魏争夺对河南的控制权。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元嘉七年、元嘉二十七年、元嘉二十九年)的北伐战争,但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皆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宋文帝的固执己见的决策
实际上,关于宋文帝的三次北伐举动都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在第二次虽听取群臣上言,但结局其实早已内定。
如在《资治通鉴》中记载:“帝欲经略中原,群臣争献策以迎合取宠。”这段话记载于元嘉二十六年,恰是第二次北伐之际。这些“迎合取宠”的人,大概有两类。
其一是一些趋炎附势之人,他们根本不懂得军事政策。这样的文士的参与决策,让整个北伐行为都显得极其荒诞。另外一种是鼓励皇帝北伐。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王玄谟。他“坐谈而动远略之雄心”和上面的文士行为并无二致。
除了这些附和之人,对于不同的意见,宋文帝采取的则是打压政策。
长期缺少管理的淮北边镇
在宋文帝决定通过战争的方式夺回失地之时,并没有把淮北以北的各镇军做好部署工作。
在对于加强淮北沿边镇守之策时,何承天曾提出:“城保之境,诸所课仗,并加雕镌,别造程式。”这本是固本之道,然而宋文帝并未有足够的重视。
此外,由于刘宋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城镇。这样就会导致淮北镇戍缺乏支撑。
被忽视的军备筹措和军队组织
不打无准备的仗,是发动战争最基本的要求和前提。但是,这在宋文帝心中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兵书有云,粮草先行。可是在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已经开始,才让何尚之筹措军需,不得不说,实在过于草率。
不仅如此,在军队的组织方面也很轻率。因兵力不足,宋文帝匆忙扩军,让其投入战争。但是,这些士兵们,没有经历过基本的训练,而那些具有特商的“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更是为北伐徒增笑料。
不合理的军事制度
与政治上的强化皇权相辅相成,宋文帝一直在加强军事权力的掌握,比如在对军队指挥的控制。他在临战的状态下,不惜违反军事常规,进行下达命令。
将领的才能缺失,临时奔逃
将领的才能在战争期间至关重要。比如极力主张北伐的王玄谟,将其任命为北伐的前锋主力,然而他却临阵思逃,引发全军崩溃。
战争的成败,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辩证唯物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原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仅从刘宋人和这一主要方面来剖析。追溯宋文帝北伐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 一是屠戮功臣,自毁长城。
- 二是遥制兵略,指挥不当。
宋文帝像
屠戮功臣,自毁长城
从元嘉三年(公元426年)至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多疑的宋文帝接连杀害徐羡之、傅亮、谢晦、刘真道、裴方明、檀道济等功臣,将其父亲刘裕发迹所依赖的北府兵主要将领几乎一扫而光,其中尤以杀害檀道济的后果最为严重。
三次北伐时间轴
檀道济曾位居司空、江州刺史,早年便是刘裕手下的猛将,在攻打后秦的战争中功勋卓著。文帝即位后,檀道济屡次奉命与北魏骑兵作战,屡战屡捷,深为魏军所畏忌。此人有勇有谋,忠心耿耿。有一次他在历城遭遇魏将叔孙建的轻骑袭击,粮草被焚,土卒汹惧将溃。
危难之际,檀道济夜晚唱筹量沙,以所剩不多的白米覆盖其上。早晨,魏军见之,以为他的军队资粮有余,便停止了进攻。檀道济得以全师而还。他威名日盛,文帝非常害怕,先是将其从北府兵重镇广陵调往浔阳,以明升暗降之策削夺其兵权,继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其杀害。檀道济被拘,目眦发举,脱帻投地说:
“乃坏汝万里长城!”
魏军见檀道济被害,喜不白胜道: “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矣。”宋文帝北伐失败时忧心忡忡,方才想起这位令北魏闻风丧胆的战神,感叹说: “檀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耶!”但一切都追悔莫及了,宋文帝自食屠戮功臣的苦果。
战争形势图
毛泽东在读沈约所撰《宋书》时,在《宗室刘道怜传》中看到元嘉九年(公元432年)年宋文帝所颁的一封诏书。诏书称檀道济、刘穆之等人“或履道广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风鉴明远,或识唯知正,才略开迈”,表示要遵循“明王经国,司勋有典”的古风寄予表彰。毛泽东读至此写道: “此时檀道济尚未死。”’言辞中流露出对这位猛将被冤杀的惋惜之情。
二是遥制兵略
多疑的宋文帝不仅大杀功臣,而且将军事权力无论大小皆掌握在自己手里,将领的任命及作战部署全由他一人做主。打仗之时,将领全凭圣旨行事,没有任何变通的权力。
二次北伐过程
李延寿的《南史,宋太祖》论曰:
“文帝幼年特秀,自禀君德。及正位南面,历年长久,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而授将遣师,事乖分阃,才谢光武,而遥制兵略,至于攻战日时,咸听成旨,虽覆师丧旅,将非韩、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
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读到这段有关宋文帝的评论深有感触,认为这种遥制兵略的做法甚不可取,并联想到后来的赵宋王朝,下笔批道: “赵宋祖此弊法。”’
诚如毛泽东所言,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后,臣棚毛泽东评点南北朝兵的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德、赵彦徽等很不放心,于是采取“杯酒释兵权”的方法解除其心腹之患。
好战必亡,忘战必危,我是团子,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观点,战争的角度来说,从来没有以弱击强能最终获得胜利的,宋文帝的三次北伐都是先胜后败,尤其是第二次北伐失败,留下元嘉草草,赢的仓惶北顾的嘲讽。
宋文帝北伐,是指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为夺取河南失地,主动对北魏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共计有三次,分别于元嘉七年(430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及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一下
首先是国力不足,尤其是军事实力差距更大。宋文帝是刘宋第二个皇帝,国力经过元嘉之治有一定的上升,但是南方地区当时开发程度低,经济比不过北方。而且缺乏骑兵,这对于要在河南广阔的平原地段主攻的一方非常不利。无异于以卵击石。
它的对手北魏朝这个时期正处于上升期,它是鲜卑族结合北方汉士族创建起来的,已经经营三世,所以有经济优势和骑兵优势。当时的北魏同时压制楼然,胡夏和刘宋,最终灭亡胡夏,赶跑楼然,一统北方。后世隋唐盛世就是从北魏的尸体上成长起来的。
第二点是宋文帝指挥失误,用人不当,军事人才匮乏,纵观宋文帝北伐的用将策略,他并不是以军事才能优劣为标准,而是以值不值得信任为标准,并且还喜欢遥控指挥前线将领的行动。刘宋建立时期的精兵强将这个时期都死的死,老的老了,20多年的和平时期哪能培育出什么军事人才。而且宋文帝为了维护自己统治,还杀了不少老将,有个著名成语叫做自毁长城,典故就出自这个时期,435年,宋文帝身患重病,久治不愈,而当时太子刘劭年幼,宋文帝担心大权旁落,于是果断赐死檀道济,檀道济被宋文帝抓捕后,脱帻投地,大声喝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后面病好之后几无能够独挡一面的军事人才。
反观它的对手北魏,此刻消灭了北方割据的胡夏,拥有十几万骑兵。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对比之下,强弱立判。
宋文帝和北魏太武帝这对cp,从谥号对比就可以看出二人的差别,文帝强于文治,武帝善于武功。不过结局都差不多,452年3月,四十五岁的太武帝被宦官宗爱杀死,453年3月,四十七岁的宋文帝欲废掉太子刘劭,却先被太子刘劭杀害。真是一辈子冤家。
题主,我是老实人,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宋文帝在位期间,为了与当时并存的北魏政权争夺对于河南的管理权和统治权,双方之间经常性的发生各种战争。宋文帝为了重新恢复刘裕在位期间的北伐的成果,曾经组织了三次北伐战争,来向北魏进行军事斗争。然而,三次北伐都铩羽而归,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战略问题
既然决意北伐,就应当在战略上做好相应的准备。针对魏宋的战争态势,淮河以北各个边镇的攻守部署尤为重要。如果能将淮河南北的军镇与周边乡村聚落兵民合一,屯戍结合,则守可抵御鲜卑侵扰,攻则能够协同反击。而如果淮北兵强马壮,粮食丰足,就会在北伐时大大支持主力军。
但宋文帝显然忽略了这一点,他长期忽视招集流散、经营沿边各镇,导致淮北诸城陷于各自孤立。而北魏看淮河一带宋军毫无守备能力,更是猖獗地屡犯边境,春天来抢麦子,秋天来收割庄稼,导致百姓疾苦,饥肠辘辘,反而把鲜卑骑兵养得膘肥体壮。
而到了北伐之时,宋文帝从荆州、建康等方面出兵,劳师远征不说,粮草的补给也是个大问题。士兵们饿着肚子,仗自然打不赢。
二,指挥问题
刘宋文帝一个“自我迷信”的“军事家”,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宋文帝在历次战争中一再违背这一常识,不仅在战略决策上与二三谋士私下筹划,而且在具体战术安排上也凭空“遥制兵略”。
徐爰是文帝宠信的近臣,著有文集十卷,有《系辞》《释问》等行于世,让他写书立传,可以说得其人哉。但徐爰做得最多的,却是到前线传授和宣示文帝的用兵方略和中旨,行使实际上的临阵指挥权,而将领们必须仰听成旨,如同提线木偶。
第二次北伐中,东路的王玄谟败退,统帅萧斌根据“圣上旨意”打算固守碻磝,而白袍将军沈庆之一眼看出,此时碻磝已是孤城一座,留在这里只会徒耗兵力,贻误战机。但萧斌不敢抗旨,还是留下兵力守城,结果碻磝仍未逃过陷落的命运。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文帝如果能遵照这句古语,放手让前线将领便宜行事,很多战役可能就是另一个结局。
三,用人问题
将北伐的罪过完全归咎文帝的瞎指挥,也确实片面。实际上北伐的将领大多缺乏才能,甚至临阵胆怯,这也成了元嘉北伐人谋方面的一大败笔。
第一次北伐的主帅是到彦之,首次北伐的军备物资相当充足,但由于到彦之撤退得过于惶急,物资被悉数抛弃,武库一时间竟然空空如也。文帝也知道自己这位心腹实在难辞其咎,只得将其下狱,但随后不久又被再度起用。
要说刘宋朝没有善战的名将也不公平,前文提到的檀道济、沈庆之都是久经沙场,教敌胆寒的鲜卑克星。
檀道济在刘裕朝立有大功,到了文帝朝却反而遭到猜疑。元嘉十二年,檀道济被宋文帝抓捕处死,罪名是平时常散发财宝货物招揽逃亡之人,并趁文帝病重期间谋划造反。
而沈庆之虽每每都在前线提出正确的意见方略,却由于权小言轻,屡屡不被采纳。文帝有能人不用,自毁长城,而所用之人往往希望侥幸略地,一旦遭遇攻击,则立刻全军崩溃,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元嘉北伐失败的原因当然不会只有以上简单的三方面,从更长远的意义上看,自元嘉之后,南北攻守易势,宋齐梁陈唯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地盘也是越来越小,终于被杨坚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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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这首辛弃疾写的耳熟能详的宋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宋武帝刘裕当年北伐的气壮山河,对比之下宋文帝刘义隆三次北伐却惨不忍睹。为何短短三十年,两位皇帝的北伐结局差距如此之大?经此一战,刘宋王朝积累发展的三十年建设成果付诸东流,国力日衰。
宋文帝自负,好大喜功
宋武帝刚驾崩,北魏就占领了河南山东部分刘宋朝的城镇。文帝即位后,派遣使者前去北魏要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归还所占刘宋城镇,拓跋焘一笑了之,不予理睬。宋文帝刘义隆大怒,立即发兵北伐,刚开始取得少许战果,但入冬之后情况急转直下,北魏大军纷纷渡过黄河,杀向宋军,宋军大败。可是宋文帝并不甘心,一心想恢复宋武帝时强盛的局势。面对国内无名将,朝中一片反对北伐的浪潮声和士兵士气低落的情况下,依然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北伐,结局依然是无功而返,自己也在太子发动的政变中被杀。
宋文帝错误估计形势
宋文帝认为自己经过三十年的建设发展,国力肯定比武帝时期强势,武帝时期尚能取得如此大的战果,自己这时候肯定能取得更大的战果。可是他忘了刘宋王朝在发展的时候北魏也在发展,北魏太武帝也是一代明君,自己却不如当年的武帝。在经过第一次北伐惨败后,又分别在北魏与柔然等国作战时和北魏太武帝拓跋焘驾崩国内无主时进行第二第三次北伐。自认为时机很好,殊不知北魏早就预判到刘宋会趁机北伐了。在经过第一次北伐的交手过后,北魏已经深深了解了刘宋的国力和军队的弱点,就算是两线作战,依然能轻松取胜。反观刘宋国力日渐衰微,内部不团结统一,老百姓苦不堪言,这样的刘宋焉能取胜?
宋文帝战术策略错误
第一次北伐已经了解到了自己以步兵为主,在北方平原不是北魏骑兵的对手,确仍然忽略水军的建设,边防重镇疏于防备,防务空虚,经常受北魏侵袭,守备力量依旧薄弱。后两次北伐基本上采取相同的战术,分东西两路大军分别进攻,两次都是东路水军失利,导致西路军无功而返。而且宋文帝还在距离前线千里之外的地方遥控指挥军队作战,明显犯了大规模作战的大忌,应该授权给前线领兵的将帅,合理进军。
北魏刘宋
总而言之,宋文帝北伐没有错,错在没有合理分配资源,没有选派合适的大将,没有制定正确的战略,没有与朝中取得一致的意见;错在实力已经不允许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坚持北伐;错在忽略刘宋军队宇北魏军队的差距。但我认为他并不是一个昏君,相反我认为他很可怜,一生都在想着北伐,人人都反对,甚至连太子都反对,他仍然坚持着收复故土,满怀热血,结局却异常悲凉。如果太子没有发动政变结束了宋文帝的一生,我想他还会坚持第四第五甚至第六次北伐的,无论结局如何,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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